安中集团中国区总裁赵柏龄: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脱离新兴市场,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独立板块

发布时间:2021-06-12 18:07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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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周刊 记者 | 齐永超

·编者按·

一芽知春。当一些海外大型基金把中国市场列在美国市场之后,代表着中国市场已经是海外资金青睐的优质市场。之前,全球大型基金资产配置分配的先后顺序是美国、其他发达市场、新兴市场,中国市场只是新兴市场中的一员。如今,中国市场越来越像美国市场一样成为独立板块,前所未有。

这些海外资金看重中国市场,也在增配中国市场。安中集团中国区总裁赵柏龄在接受《红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从去年开始,许多海外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都提高了对中国A+H股的配置。

赵柏龄认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疫情控制效率最高,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换,都证明了中国经济的超强韧性,这其中更蕴藏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在安中集团的中国资产组合中,医药和科技行业占比最高。赵柏龄表示,他们还在寻找广泛机会,“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有更多α机会”。

他还提出,中国的投资者也需要用全球视野配置海外资产,以实现投资组合的较好收益和较低波动率。

外资自去年开始就在提高中国A+H股的配置

中国经济追求质量增长带来大量机会

《红周刊》:据我们了解,像您这样的机构投资者似乎都在增加中国资产配置,这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中国哪些资产具有相对优势?

赵柏龄:事实上,很多海外投资者在去年就开始提高他们对中国A+H股的配置。从中短期来看,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去年对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其次,A股和港股的估值跟其他发达国家、跟其他新兴市场相比是偏低的,无论沪深300、恒生指数或者MSCI China指数,这些指数的估值与标普500的估值差处于历史上的高点。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A股和港股与美股相比从来就没像现在这样便宜。这就是怎么回事最近有慢慢的变多的海外资金在增加对大中华的配置。  

从长期来看,包含我们在内的很多海外机构之所以看好A股和港股,主要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第一,现在有慢慢的变多的优秀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始迈向国际。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发展得非常好,还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就像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有大批企业实现全球扩张,比如迪士尼、可口可乐、星巴克、麦当劳等。

第二,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重大变化。过去数十年甚至10年前,中国的经济还主要靠海外需求来拉动增长,出口占GDP比重很大。如今,内需对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慢慢的升高,超过了出口占比,这越来越像美欧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国家。这是我们越来越看好中国经济的重要原因。当国家经济体量变得足够大了,而且是靠国内消费来推动,那么,经济的稳定性就会提高,而且会有慢慢的变多的国内企业能抓住中国经济消费升级的机会。

第三,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非常优秀。如果把全球顶尖科技公司列出来,你会发现,世界前20家或前30家最大的科技和互联网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中国和美国的公司,这么看就会看到中国的特别之处。海外投资者非常偏好配置科技和互联网领域的成长股,可是无论欧洲、日本或亚洲的机构,大部分都是配美国的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配置还是偏低的。对于中国科技、互联网企业已经崛起,海外机构配置却不高的情况,我认为,这凸显了海外机构对中国企业的投资需求,未来将会给中国市场带来巨量的增量资金。长期来讲,慢慢的变多的海外投资者会提高他们的中国A+H股的配置。

《红周刊》:有机构观点认为,全球投资者最大的风险是不配置中国。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赵柏龄:认同,我认为不配置中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年以来有很多海外资金流入中国的A股和港股。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前,很多海外机构包括欧洲的保险公司、美国的公募、南美的退休基金以及日本的保险公司等,这些机构对于中国A股和港股的配置不是低配而是“0”,但最近这几年都在增加A股和港股的配置。

对于中国的权益资产,不配置就是一个大错误,根本原因有三个。

第一,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17%,不配置中国就等于放弃享受全球17%的GDP增长红利。

第二,海外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发现,在他们的投资组合里,有许多资产都与中国经济有重要联系。在去年四五月的时候,我和一家德国保险公司讨论资产配置,他们说不看好也不配置中国,尤其是发生疫情后更不看好中国。我问他们的组合配置了什么,他们说40%、50%配置在美股,其中很大的比例是苹果。我跟他们说,你非常看好苹果,却不看好中国,苹果20%的收入和净利润来自于大中华,你能说你不看好中国?

第三,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海外机构重配美国的 Facebook、Amazon、Apple、Netflix、Google以及Microsoft等,因为欧洲没有超级互联网公司。但中国有,中国是惟一一个拥有一些无论从市值或者利润都能直接与美国同业对比的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国家,所以,中国是惟一能够分散海外机构在科技和互联网领域配置的市场,这是中国A股和港股市场对于很多海外机构充满吸引力的地方。

《红周刊》:目前中国GDP已经突破100万亿元,您对此有何观察?

赵柏龄:第一,GDP总量是很重要的,可我认为,相比GDP总量,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人均GDP。因为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在慢慢下降,人均GDP在上升。像这样的情况,日本是个例子,过去20多年,日本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长,近几年GDP年均增速在1%左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会觉得日本没有投资机会。但实际上,日本有很多投资机会,特别是消费股,受益人均GDP的增长,消费领域提供了很多投资机会。

第二,就中国市场来说,我们会关注某种消费产品的消费增长情况,特别是汽车消费。为什么呢?因为汽车行业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汽车消费的增长率首先能很好地反映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其次还反映了消费意愿,我们进而知道中国消费者当前的消费情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是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比较看重的一些数据。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我认为质量增长的重要性会大于总量的增长。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已经花了很多的资源培养了规模庞大的大学生。所以,将来推动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不是靠量,而是靠quality,就是靠这些人才。目前,中国许多企业用的工人越来越少,那么是靠什么实现增长的?机器人。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预示着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丰富的投资机会,比如机器人、AI等领域。

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正在变为与美股市场并列的独立板块

外资、居民资产配置均是A股慢牛基石

《红周刊》:您曾表示,“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将来中国会和美国一样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独立板块。”怎么理解这个判断?

赵柏龄:以前,海外机构在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时,优先项是发达市场,其次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中涵盖亚洲市场,亚洲市场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这就决定了配置中国市场的资金量会非常有限。比如一家机构非常看好中国,但配置新兴市场的比例只有10~15个点,配置亚洲的比例就变得有限,最终配置中国的比例可能会很低。这种配置策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我相信,未来会有慢慢的变多的机构对中国市场进行“升格”,即中国市场跳开亚洲市场、新兴市场的“限制”,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被单独看待。机构的“顺位”思考将是:先看美国市场,再看中国市场,然后看其他发达国家市场,最后看新兴市场,因为中国的经济和长期资金市场已经足够大了,机构看中国的角度势必会有大的变化。

当机构把中国市场独立出来看待,就需要成立专门的中国市场团队。我们发现,现在比较大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南美的一些规模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退休基金,慢慢的开始单独配置中国,他们设立了单独的中国市场团队,和单独的美国市场团队一样。未来会有很多海外机构,加入到这个潮流当中来。

《红周刊》:在中国居民的资产占比中,地产是大头,金融资产占比较低。市场预期会有居民财富搬家的过程,您觉得会这样吗?

赵柏龄:我认为肯定会的。在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家庭最大的资产就是房产,股票资产是比较低的。到70、80年代,美国家庭资产分配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美国出现401k计划,使美国基金业获得迅速发展,美国居民在长期资金市场的配置占比慢慢提高了。这个转变过程至少有两个支撑因素,一个是401k计划的资产总额持续增长,另一个是美国长期资金市场的繁荣。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美国股市年化增长率大概在10%左右,而房地产只有年化2%、3%,略高于通胀。如果以40年的周期来看,这种差距就会变得很明显。

中国也会如此。以往,因为房地产市场繁荣,投资房产有很好的财富效应,也让中国居民普遍认为房产就是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但长期来说,房产的增长率会变得很低,投资回报也不会太好。从最近几年的对比来看,长期投资股市的收益已经跑赢投资房产,我相信,跟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配置A股的资产会持续提高。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在促使中国居民财富向市场转移,比如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打破“刚兑”,之前这些理财产品被认为是一个无风险收益产品,其实这些产品同样是有投资风险的。真正类无风险收益产品,比如银行的定期存款、国债等,收益率都是在慢慢下跌,那么机会就越来越少,买这类产品的资金将来也会逐步转移到股市上。

《红周刊》:市场上有很多声音认为A股已确定进入了像美股那样的长期慢牛行情,您觉得A股慢牛行情是否已经开启?

赵柏龄:我认为A股的慢牛行情慢慢的开始了,但变化可能没那么快。美国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居民在股市上的配置提高了,他们不是自己炒股,而是因为他们对于投资美股的产品的配置提高了。如果看一下上交所和纽约交易所的交易数据就会发现,上交所80~90%的交易量来自散户,10~20%来自机构;纽约交易所刚好是反过来的,大约90%的交易来自机构,10%来自散户。这就导致美国市场的波动率比A股市场低很多,A股常常会出现大牛市或者大熊市。

因此,只要机构占比增加的长期趋势不变,未来市场的波动率就会不断降低,慢牛行情就会走得更稳。不过,现在海外机构在A股市场的占比只有约5%,距离美股市场的40%比例还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我认为向慢牛的变化不会那么快。

《红周刊》:您说过,发达国家的资金在持续流入被动基金,如指数基金,但它们已经很难获得α。那么,对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的中国而言,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α机会相对更多?

赵柏龄:我认为是的。2019年,美国被动产品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主动管理的规模,我指的是包含固收和货币基金在内的整个市场的公募基金,这使得被动配置愈发主导市场,α机会相应地越来越少,因为市场效率、透明度太高了。可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市场效率、透明度还不是很高,具体到A股市场,因为只有30多年的历史,目前还是散户市场,因此会有很多波动,但反过来也制造了很多投资机会。这也是怎么回事中国的公募基金或海外的一些基金在投资A股市场时,一直能获得很多α机会的原因。另外,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催生了许多优秀公司。我们观察发现,中国有很多优秀公司就是最近几年上市的,这也是为什么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还是有很多α机会。

能在中国成为顶级公司

就能在世界上跃上顶端

《红周刊》:安中要在中国市场挖掘世界级的优秀公司。您对“世界顶级优秀公司”是怎样定义的?

赵柏龄:我们在前面谈到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类似美国企业在上世纪70、80年代变身顶尖跨国公司的新时期,中国有很多优秀企业将变成真正的国际化企业。

我们还认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速度要比日本和韩国企业更快。我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其实很明显,在日本,路上的车都是日本品牌;在韩国,路上的车都是韩国品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在上世纪70、80、90年代,这两个市场是比较封闭的,是本土品牌分享的本土市场。等到日本车企比如日产,在8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市场时就碰到了很大困难,因为美欧消费者都觉得日本和韩国的品牌是很低端的,不管是汽车还是家电。日韩企业通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发展,才把产品质量提高到与最优秀的美国和欧洲品牌竞争的水平上,今天看三星、日产都是很好的公司,这是建立在它们之前经历很大困难而且长期进行质量改善的基础上。

对比日韩企业,中国企业是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长大的。无论在上海、北京、广州还是在深圳,路上的车几乎囊括了全球所有品牌,为什么大家都要来中国?第一,因为中国的经济是比较开放的;第二,中国的市场足够大,全球品牌都想来分一杯羹。中国的企业已经习惯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竞争,吉利、比亚迪都是在这种竞争中越做越大。同样,家电、手机中的中国优秀品牌,也是在激烈竞争中变成全球品牌的。

所以,当中国品牌走出去的时候,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南美、东南亚市场,中国优秀企业产品的质量都是以足够好的形象出现的。在疫情之前,我差不多每年都会跑一趟南美市场,特别是智利,可能有1/3的汽车都是中国品牌,当地的家电卖场就像国内的国美或者苏宁一样,摆满了中国品牌。

举个例子,2019年,华为推出了新款手机P30Pro,这款手机在欧洲的售价是1000欧元左右,约等于9000元人民币,比苹果新款手机大约便宜10%。意大利米兰有一家华为专卖店,距离我们公司总部不远,很多人到那个店排队买华为P30Pro。如果10年前有人跟你说,将来有一天欧洲人会排队去买一部将近1万块人民币的中国品牌手机,你会信吗?我估计很多人不信,但是现在确实就是这样子。中国优秀的品牌、优秀的企业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而且将来也会慢慢的多。所以,我觉得能在中国成为很优秀的公司,同样也能在海外成为很优秀的公司,这些公司将来会给投资者带来最大的投资机会。

《红周刊》:目前,腾讯、阿里巴巴、茅台等进入全球前20大市值公司之列,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中国公司进入世界公司前列?

赵柏龄:我认为会的,我们再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美国 Fortune Magazine每年都披露世界500强公司,中国企业的上榜数量现在已经超越美国,而之前美国企业上榜数量长期占据Number One的位置。观察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有些企业可能在过去10年、20年从来没在这个榜单中出现过,尤其是一些创新类型的公司。我相信,未来20年、30年会有慢慢的变多的中国优秀公司进入世界顶级公司之列。同时,这些优秀的公司会有很高的市值,在一些指数中的权重也会越来越大。

《红周刊》: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自设立以来就是一个成长型市场,目前,您看好哪些成长型公司?

赵柏龄: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10年前会认为汽车行业属于成长行业,但现在很少有人说汽车行业是成长行业了。我认为,从中国现阶段来说,很多传统行业的成长机会其实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海外,比如家电,头部家电公司的收入中可能有1/4、1/3是来自于海外市场。我们非常看好那些海外市场收入占比越来越大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其中最优秀的企业。

《红周刊》:在科技领域,中国的新电商、移动支付以及短视频等已经处在领跑位置,您怎么看待中国科技的未来远景?

赵柏龄:中国有很多互联网科技产品远远超过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前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copy美国,现在是美国公司copy中国的商业模型或技术,比如中国已经流行好几年的直播和新电商。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一些独创模式本可以参与发达市场的竞争,但实际上有许多困难,未来也会存在一定的困难,这是很可惜的。目前惟一一个在海外发展比较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是抖音。

《红周刊》:内地科技公司赴港上市以及中概股回潮到港上市,是否意味着港股市场的机会在明显增多?

赵柏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和我们美国的同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长期来看,中概股在美国退市其实是对美国资本市场不利的事情,将来会有慢慢的变多的全球的投资者要配置中国企业,如果这些企业最后回到香港上市,欧洲的、日本的投资者将被迫将头寸从美股市场转移到港股市场。随着慢慢的变多的包括创新类医药公司、科技和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上市,或者从美股退市转到港股上市,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会给国内投资者带来丰富的投资机会,我们整个组合对港股的配置比例在将来也会提升。

赵伯龄

用全球视野发现比较价值

医药和科技是投资组合重配行业

《红周刊》:目前您所管理的基金,在A+H两地市场的配置策略是怎样的?

赵柏龄:我们目前对大中华市场的配置大约是70%配置A股、30%配置港股,主要比较基准是MSCI China,配置大致跟指数一样。但这不表示我们不会增加港股或A股配置,我们的策略还是比较灵活的,如果我们觉得机会分布发生较大变化,就会增配或少配一个市场,这与哪个市场无关,主要与公司有关。我们不会把A股和港股分开来看,不会在看好A股的时候却不看好港股,我们觉得都是中国企业,只是所在的市场不同而已。在我们的整体投资组合里,医药和科技是占比最高的行业。

《红周刊》:外资一般都会看好中国消费,在您看来,中国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主要体现在哪里? 

赵柏龄:对于消费,我们一般是指大消费,包含部分医药股。在过去20年时间里,中国很多行业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现象,比如汽车、手机、家电等,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有钱了,消费得起更好的手机、更好的电视、更好的汽车等,但是医药行业却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消费升级情况。举个例子,大部分中产阶层无论体检还是看病还是去传统公立医院,所以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领域需求很大。

随着收入持续增长,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除了体检,还包括一些其他领域的药物,我们大家都认为将来会出现消费升级的趋势,所以我们对医药行业是非常看好的,这也是为什么医药在我们的组合里面是最高配置的行业之一。

《红周刊》:从外资持仓A股的口径来看,食品饮料尤其白酒是外资的重仓配置领域,它们可能基于白酒轻资产、高现金流、高毛利率等一些行业特征。那么,您认为白酒板块是投资中国“不可或缺”的领域吗?

赵柏龄:我认为白酒行业不是核心行业,而白酒头部的两三家公司是核心资产,必须要放在组合里。因为这些白酒龙头在指数中的权重比较高,所以从组合管理角度来说是必须要配的,问题是多配置还是少配置。

我不是说白酒行业不好,从行业对比来说,白酒行业有一些独有的特点,可是从长期来看,从我们看好的未来有比较大的、全球性的发展机会的行业和企业来看,很明显,白酒很难在海外市场有大的发展,这决定了其市场空间不够高。比如,中国的空调和手机类龙头,未来有机会拿到更多全球市场占有率,而白酒几乎只靠中国市场。

《红周刊》:有分析认为破净率极高的中国银行股是价值洼地,您怎么看?

赵柏龄:我们大家都认为银行股存在一些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比较看好的银行不是最大的银行,不是靠传统的拉存款、发贷款的银行,而是那些已经向财富管理转型的银行。比如偏私人银行,它们依靠那些新的商业模型增加收入,而且是通过轻资产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中国有很多比较优秀的银行,通过转型的方式去拓展未来的发展空间。

《红周刊》:我们注意到,你们也在调研一些中等市值的A股上市公司。除了看得见的“月亮”,您会增加对其他“星星”的关注吗?

赵柏龄:会的。需要明确一点,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部分的海外机构投资者,是不会投小盘股的,我们的门槛标准是20亿美元市值,即低于120亿、130亿人民币市值的公司,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投的。

需要区分看待的是,海外一些超级基金,它们是没办法投中小盘公司的,因为他们的资金量太大了,即使配5个点也会给一个中等市值的公司股价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投资A股的海外基金属于中等规模,可以配置A股的一些中盘公司,我们大约有1/3的组合配置中盘股。因为我们觉得未来这其中会有许多机会,如果一只股票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时候,可能机会更多。

机构在资产配置分散化中“熨平”波动

中国投资者到了配置海外资产的时候

《红周刊》:外资向来具有“长期价值投资”的标签。您的机构主要托管全球机构资金等账户。那么,您在投资中国时,持股周期、产品预期收益率以及回撤管理分别是怎样的?

赵柏龄:我们的投资周期是相对较长的,但也不是无限的长期,无论海外的保险公司或海外的基金公司,都会有一些流动性的要求。我们当然希望能投资5年、10年甚至20年,但要满足流动性要求,同时如果市场有比较大的波动,我们肯定也要改变投资方向。

我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时,不是只看它未来能带来多高的收益率,还要考虑行业、股票的波动率有多高,再看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我们的投资者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波动率。所以,降低波动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可以去配一些高波动、高收益的股票,可是对于组合里的其他投资标的,就要考虑如何压低整个组合的波动率。

所以,我们会一直观察组合里的不同投资标的的相关性有多高,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风控的指标,因为当整个组合的相关性非常高的时候,如果碰到市场比较大的波动,基金产品的波动率也会非常高。我们正真看到中国A股年化波动率达到25%甚至是30%,这是很多海外投资者很难接受的一个波动率,所以我们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想办法把波动率降低。

《红周刊》:市场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泡沫,对此您是怎样甄别和避免的?

赵柏龄:投资最难做的一件事就是判断资产是不是在泡沫阶段,很多时候是当泡沫爆掉了才知道它是泡沫。如果你是一个long short equity,就是可以卖空,当你觉得是泡沫出现就做卖空操作,这可能无助于收益反而可能是风险,就像美国的一些对冲基金卖空GameStop、AMC一样。

泡沫是很难识别的,投资者惟一能做的事儿就是避开这类投资。如果觉得存在泡沫或者偏泡沫,就不去投资或者降低仓位,或者也可以用一些衍生工具降低整个组合的风险。

《红周刊》:有观点表示“买不如藏”,对于好公司只需要“买入和持有”。您对此怎么看?

赵柏龄:这种“buy and hold”策略,就像巴菲特以前说过的,买了一家自己看好的公司,可能持有30年都不看它的股价。

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是从当下的视角认为这家公司质量好、价格好,但接下来就“躺赢”是不够严谨的。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投资者,就需要一直关注这家公司。这种关注,不是天天盯着彭博或看它的股价变化,而是要一直去做调查研究。当然,在买入之前你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但在买入后还要把这种跟踪行为持续下去,因为现在很优秀的公司不代表未来会一直优秀。即便一些有很长历史的优秀公司,也不一定代表它有光明未来,像雷曼兄弟有150年的历史,在2008年很短的时间就消失了。所以,认为投资就是买一家好公司,然后闭着眼一直持有,是过于简单化了。

《红周刊》:如果用未来10年、20年的视角看,中国的投资机会主要分布在哪些行业?

赵柏龄:我觉得未来10年、20年,新的、好的投资机会会集中在科技和互联网行业,这些行业一直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是很大的变化。10年前谁会想到快手、哔哩哔哩、抖音?对比其他行业,有些行业也出现了迅速增加,但是业务形态是没有太大变化的,特别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因此,互联网行业会“发明”一些新的子行业,会不断有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大幅度提升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机会。

《红周刊》:您对中国投资者有哪些投资建议?

赵柏龄:我有两个建议,一个是应该降低房产资产的配置,因为现在在大类的资产配置中,房产的配置太高了。第二个是要慢慢考虑提高海外的资产配置。因为只有当资产组合充分分散,而且资产相关性比较低的时候,才能有效降低组合的波动性。我觉得,目前国内越来越专业的投资者有必要把投资组合适当地分散,同时开始增加海外资产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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